本学期，22级本科新闻和21级本科播音班分别开设《新闻采访和写作》和《新闻采访》必修课，2023年9月开始由陈红梅老师主讲。同学们进行新闻采写综合练习，陆续提交课程作业。经补充采访修改完善后，任课老师将挑选一部分优秀作业，不定期刊发。

　　斜土路街道的医学院路上，今年60岁的张元旦经营着徐汇区最后一辆流动售报车，她与报纸打交道已经三十余年了。三公里外的双峰路上，同样是徐汇区，季全龙则依靠自家临街房间的窗口打理着一家报摊，三十余种报刊沿窗铺陈、左右倚靠挂悬。街上人车穿流，大多略过它们，偶有驻足者甚至长留者。

　　菲利普·迈耶在《正在消失的报纸，如何拯救信息时代的新闻业》中写道“2044年10月，最后一位日报读者将结账走人。”数媒时代，零售报纸摊已是街头的罕物。1999年，是上海东方书报服务有限公司开业后的第一年，旗下报刊亭的零售流转额就达到了6200 多万元。2018年4月15日，淮海路最后一家报刊亭被拆除。目前，上海邮政下辖的书报亭、报刊门市部等几乎全部关停，只剩下个体自办报摊。

　　在时代的流沙中，它们像是被遗落在沙漏狭窄颈部上的沙粒，等待落下的最后一瞬。

　　在医学院路15号路牌前，背靠徐汇嘉馨小区的边栏，人行道畔，有一棵合围超过1.8米的梧桐树，前对着“家家乐生鲜”。在梧桐树下不足三平方米的地盘里，张元旦给自己创造了一个防风防雨的卖报天地。

　　每天早上七点，张元旦会推出一辆军绿色的铁皮三轮车，准时出现在这颗梧桐树旁。一个鲜红色的塑料凳，一张有微微裂痕的木制矮脚椅子和几块硬板，一顶红蓝相间撑开的大遮阳伞，构成了报摊的全部。在街头，张元旦利用自己的售报车巧妙地打造了一个双层空间。

　　红色塑料凳和木制矮脚椅子上搭着一块木制硬板，上面摆放三种一周一刊的股市报以及十余种书刊杂志（《读者》《意林》《知音》），二层是一块塑料板连接着售报车的平面和车把手，《环球时报》《大众生活报》《新参政》等十余种报纸齐整地摆放在车子上层的延伸空间里，一张大报摊开，恰好铺满售报车的绿皮平面，带有网格架子的一面朝向马路，立起的铁皮网格上展示了共20多种报纸和刊物。车旁挂着的广告袋里，装着预留给一周只能来一两次的客人的报纸。

　　虽然是“流动”售报车，因为链条生锈，车子失去了骑行功能只能推行，但张元旦对这辆推车很满意，“铁皮的，质量好，用了好几年了也没坏。”

　　为了抗风，遮阳伞铁皮钢管的上下两端被细绳缠绕着固定在售报车的小钩上，一条紧紧绷直的尼龙绳连接着伞骨架和一旁的梧桐树，伞架借力得以稳固，能够抵风不倒。梧桐树上还钉了两枚钉子，挂着张元旦支付宝和微信的付款码，风吹起时，支付码常被翻个面。

　　2023年11月11日，是个周六。入冬的申城最低温度13度，风很大。张元旦从售报车的抽屉里拿出镇尺和印有“东方早报十周年”红底字的亚克力材质的长方体透明压板，压在摆好的报纸上。

　　这是一块来自十年前的“古董”。因为磕碰的缘故，缺失了两个角。2013年，张元旦因为报刊亭售卖《东方早报》的销量很大而获得这个“奖励”。2003年《东方早报》创刊，2017年停刊，“转世”为如今人们熟知的澎湃新闻。

　　一辆小推车，带着各式延伸、攀附物，稳扎在街道的室外空间，也有一个台板、窗棂，构筑内外的报刊物什陈列处。在三公里外的双峰路上，季全龙的报摊在宛南二村西南片区底楼，是一个装着防盗窗的小铺，上方支淡褪红色的遮阳棚。报摊不起眼，是街面上四个窗口小店之一，藏在树干和电信红漆电话亭后。斜对面是“双峰菜场”和“全启合美食”餐饮街。

　　11月11日上午7时6分，报纸发行部的送报员骑电瓶车到达107号，防盗窗的活动板还关着。送报员把一沓十多公分厚的当日报纸从窗里塞给季全龙，喊他开门。这里是送报员当日送达的倒数第二家。

　　季全龙拉起窗板，向上翻面固定后，三张剪贴报对着街道，过路能一眼辨出是报摊。窗台向外延伸，排布相叠的26种报纸，每垛中按日期前后放，每日。季全龙对报纸门类不予细分，但可见从左到右大致按文艺、时事、经济摆放。报堆后有挡板，竖倚着几本《故事会》和军事杂志。

　　收到新报纸后，他在屋中桌上整理分摊新报纸，右手食指上戴一个黑色毛线的护指套。他的手和报纸熟悉，一扳能觉出一刀报的大致数量。近日的旧期报纸在积存在铺面上，当日新报按类抚平，塞进摊面上鱼鳞状、按序排好的各类报垛中。“这样人家知道怎么买，过期的隔夜的不一样”。季全龙介绍，他的报纸不通过邮局订购，而由发行站配送，每年和他们约好报纸种类、数量；也可以按照销路提前商量次周、次日报量的增减。说话间，他手里举起《股市早8点》，“每周50份”。要说哪种卖得好，还是《参考消息》《环球日报》《新民晚报》等。

　　除了卖报，季全龙还卖些日撕黄历等老人家常需的物什，窗子内外琳琅满目。缝纫针包放在铁艺框里压在报纸上。窗西另挂两份月历，用作价牌，红色记号笔写“每张1元 买两张三元”。另夹一张路人转交为失物的身份证。窗东放一个带锈点的搪瓷盆，里头装许多角子和收款码立牌。

　　季全龙和妻子在宛南二村8号楼的一套49平米的房子，有两个房间。西面临街的房间兼作报摊，容纳所有的生意。就记者所见，十平米不到的屋子陈设颇多：摊背后有一桌配一椅，西侧对电视，另一墙靠着红白两个冰箱，北墙打木框挂着出售的各式龙年挂历。柜架杂物、挂钟与弥勒佛的壁龛等挨挨挤挤的悬上墙。季全龙的生意和生活在此过渡、杂糅。

　　从与小木桥路的交叉路口出发，医学院路沿街三百余米有着几十家商铺门店，这是一条集水产、蔬果、禽肉、餐饮等多家商贩的“菜市场路”。

　　11月11日早晨6点42分，天空阴蒙，张元旦从医学院路25号的居民楼的车棚里推出绿色的铁皮售报车，准备开启周六上午的工作。报纸是每天早上由发行部送到一家粮店门口的，距离售报车不到50米。张元旦骑电瓶车过来的时候顺路捎上。开摊和卖报是同步进行的。

　　7：06分，第一位客人出现，是一位头戴深灰色鸭舌帽、年龄约五十岁的男士。张元旦正在用木制夹把各类报纸固定在竖立的网格架上，招呼一声“来啦”，她迅速的抽出《报刊文摘》和《环球时报》，收下2.5元，放入分有1元、5角、1角分区的分格零钱盒，零钱落入盒中的啪嗒声在菜场嘈杂的叫卖声、老式自行车的“叮铃”铃声、刹车声中转瞬即逝。

　　7点56分，张元旦给一个来买股市报的熟人推荐股票，她拿出手机，打开同花顺展示给老熟人看，在股市报的角落写下股票代码603933，表示“重大利好”。

　　8点27分，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男子路过，张元旦兴奋的叫住了他，表示好久不见，关切地询问起他家女儿现在的情况。张元旦告诉记者，这个人来自香港，他的太太以前经常来自己的报刊亭买书买杂志，那时候的囡囡小小一个，每天抱来报刊亭那里玩。

　　9点30分，阳光透过两栋居民楼的间隙，恰好照在《大众生活报》的的报头上。张元旦站在摊前，抱着一个前来买报的老熟人的孙女，约莫3岁的小女孩穿着白色棉服，在阳光的照射下有些反光，衣服上还带着星星点点的红色小花。

　　张元旦的客人会从售报车的各个方向出现，除了人行道上走来的客人，还有从中间路上骑车来的客人，张元旦接过零钱，熟练挑出这个客人要的报纸，折了两折，放在客人的车篮子里，忙的时候，她要应接各个方向的来客。一个客人买了菜，放在她的车摊下，让张元旦帮忙看管一下。

　　前来买报的基本都是附近居民，有几位都是她的老同学，但也有从别处专程赶来的。一位家住浦东的86岁老人一般都是周六过来，每次必买的有《股市早8点》，再加上一些其他的报纸，还有一位住在滴水湖的50多岁 的顾客，一周会来一两次，“周六他一定会来，就是晚点儿”。一位82岁的客人让她至少再做5年。张元旦说，她这里的顾客有的认识快四十年了。

　　62岁的张叔是张元旦的老邻居，他说，每天都来这里买报纸，就是“解gā解gā厌yī气诺”（上海话“打发时间”）。杨先生也是天天来这里买报，他表示很少见到上海的报摊了。不擅长使用智能手机获取新闻的老人们，可能被时代落下了，但在医学院路15号这颗梧桐树旁，依然有这辆售报车撑起的天地，每天守候与他们同频的时光。

　　记者问道老人们为什么不去邮局订报看，张元旦表示，自己卖的报纸报纸种类很多，《环球时报》《大众生活报》《书报文摘》《新参政》《新民晚报》《长寿养生报》，除了《新民晚报》，其他大多数种类的报纸是个体无法直接从邮局订阅的，张元旦从报纸发行部统一订阅一定数量的报纸，每天上午，再散卖给客人。

　　张元旦一般早上七点出摊，九点收摊。但周六收摊要晚一点。“有好几个大老远赶来的客人，我必须要等的呀，真的走不了，总不能让他们来一趟落空了。”

　　售报车所在位置的边上每天都会有卸河鲜的车，送货员卸完货随意而暴力地把融化的冰水倒到路边的下水道里，溅到马路牙子旁，留下了一滩积水。张元旦看到了，立马提醒他，天冷了倒水要小心一点，不然路过这里的人容易滑倒。

　　那些前来购报或者仅仅是路过的张元旦的老熟人，都不急于匆匆赶路。有时，他们会和张元旦闲聊几句家常，这时候，张元旦的报摊就像一个“露天沙龙”。这个小小的报摊就像是一个以它为中心向外扩散的波纹，将张元旦与她的社会关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，形成了一个熟人社会。

　　季全龙择报、归报，在桌边摊旁盘桓约有半小时，直至整理停当。窗外，买报的人不多但总有，他们把报纸纳入生活节律。

　　11月11日7点25分，来了周六第一个客人，是一个穿翻领两用衫的爷爷在台面上抽出一份当日《文汇报》，付完角子，与季全龙知会离开。

　　大多数的买报的顾客熟门熟路，几乎不挑选，到窗口就知道哪里摸出想要的报纸。同样，季全龙对客人的需要了若指掌。他站在里侧，看到人来，利索地从桌上摸出来轻扔到台子上，或伸手点报为客人指引。有一位客人拿报时会顿手看报纸日期，季全龙记得他昨天没来，说“没看过就是新报”。老板和客人都不多说，是一种心照不宣或可称为信任。

　　季全龙告诉记者，每天固定买报的客人，会和他打好招呼留报纸。如果熟客有事外出来不了，也会打招呼，让他不必再留。他拿出当天未取走的预留报纸，向记者铺开展示，“1、2、3……23，今天还剩23份”，报左上角都标了顾客的姓。

　　报摊前不会拥挤，但上午来报摊的人是不断的涓流。季全龙感觉上午卖得更好，有上班前买一份，有回去消磨时间的。附近居民多步行而来，或拖着布袋的小车，或骑自行车、电频车来。最常见的客人，是买菜路上顺便买报的老人家。

　　七点半前后，摊前一时聚集了四人，买完报纸都不急着走，与季全龙闲谈着买起农历新年挂历，闲话些明年龙年，挂历上是否印了龙、要印了两条、印得明显的。

　　7点35分，50岁的薛先生过来买了《参考消息》和《环球日报》，他通常在休息日买报。季全龙介绍，“参考和环球”是许多客人的买报搭配。

　　将近八点时，一位戴口罩的爷爷收完季全龙的找零，问是否缺找两块钱。季全龙声响起来否认。客人翻倒布包寻找，皱起的塑料袋、团着的餐巾、旧纸钞和硬币散在人行道灰色的块砖上。季全龙坚持说不可能少找钱，。

　　8点12分，一位半挂耳机的短发阿姨来给家里的老人，带一份“十一月下”的《故事会》

　　八点半左右，一个穿灰布衣的老爷叔拖着装了小菜的车到报摊，他翻了几分钟报纸，迟缓地打开话头，和季全龙说起老辈政治人物的际遇，又谈到最近的新闻。季全龙指了右手边的册子，“（大多）只登了这样的（小照片）”。当时人行道上，一个五六十岁的爷叔推共享单车叫卖“样样修”，筐里是一捆捆棕榈绳，是他当天他路过的第三次。季全龙朝窗外说，“这么大年纪还在路上修棕绷，辛苦”。到九点，街上人车渐繁，大体流向菜市和沿街贩水果、熟食的店面。

　　由于客人大多自助付钱取报，八点前后季全龙就闲了下来。他打开电视，没有调台，便放新闻综合频道的《早晨全媒体》。日色明晰起来，但窗开口狭窄，亮只抵到台面上的报纸。屋里开着灯还是显暗。

　　季全龙倚在桌边数当天收的硬币和纸钞，搓开钞票检查水印。他并不戴老花镜，借窗畔的阳光拿远了点数。他对报纸的营收并无特殊的记录，他说“没有帐本，不计的”。靠收款账户的数字和自己点钱相加，他至多能估出算上其余商品的每日总收入，大约在几十元到百元以上，每日不同。

　　8点45左右，季全龙转出房间，拿回铁碗装的干挑长寿面和小碟头的泡菜、萝卜。他仍在那副桌椅上吃早饭，随后坐着朝窗外看摊。九点左右，季全龙的妻子穿堂而过，她着红毛线衣，烫发盘起。

　　季全龙在闲余时没有别的事做，就看电视，玩手机。报摊之外，他没有爱好，在家“修修补补”，报摊休业就去旅游。但报摊除开节假日几乎从不歇业，一贯从早上七点开到晚上七点，“生意马马虎虎，但是老百姓需要”。

　　张元旦出生于1963年1月1日，今年已经到了退休的年纪。与大多数半路被动走进这门行当的人不同，她算是主动选择了报纸。1981年高中毕业以后，她在工厂上了一段时间的班，后来，在她的同学们之间掀起了出国打拼的潮流，她辞去了工厂的工作想要出去，但父母担心她一个女孩子到异国远洋打拼不安全，最终这份念想被掐断。再后来，“总是要找一桩事去做做来生存”，张元旦开始在家门口的肇嘉浜路上摆摊卖报。最开始，她只是每天下午卖半个小时，那个时候还没有那么多报纸，卖的最多的就是《新民晚报》，随着报纸产业的发展和报纸需求的扩大，张元旦在肇嘉浜路上开了一间自己的报刊亭，卖报纸也卖杂货，来来往往上班的白领路过都会买份报纸，一个月收入高的时候能破万，那时候“闭着眼睛都开心”。

　　2018年，由于城市发展规划的影响，张元旦的报刊亭被关停了，她本想就此放弃这份行当。报刊亭不在了，但客人还在，张元旦回忆道“客人和我说，你一定要做下去，不能不做啊，不做我们就没有报纸看了”，后来，她申请了徐汇区的流动报刊售报车，办理了经营许可证，选址在医学院路的菜市场这一带售卖。“老人多，他们买报方便”，今年是她用售报车卖报的第五个年头了。

　　卖报这么多年，张元旦也曾对这份职业产生怀疑，“有时候觉得自己的青春浪费在这里，年轻的时候没能去外面闯荡一番”，但回忆起这份工作的开心时刻，张元旦又兴奋起来，“以前股票行情好的时候，我一个人在这边，周围都是买股市报的人，三四个人围上来讨论股市，那个时候很忙，也是真的很开心。”张元旦告诉记者，她的女儿和丈夫其实都不支持自己的这份工作，“觉得我到了该退休的年纪了呀，每天做这个干啥，多辛苦。”

　　书报摊还摆多久呢？张元旦自己也不清楚，只是“能开一天算一天。” 张元旦和记者重复最多的话是“我就是做着玩的”。但她还是担心，一旦自己的书报摊关了，这么多老读者该去哪里买报。卖报的经济收益对张元旦来说不是必需的，但是与每天来往穿梭于报摊的客人的连接，好像已经成为她生活的必需。

　　双峰路上的季全龙今年66岁，头发灰白，话直声厉，精神矍铄，身形削瘦却不驼背。办报摊的事业，他也做了三十多年，只是确切年份“记不牢了”。季全龙卖报之初，不是主动选择。过去到现在，这个城市、眼前这个街区或大或小的变动，推动也阻滞着季全龙办报摊。而卖报一事慢慢嵌入他的生活，正如报摊窗口嵌在这个街道。

　　他原本是民营公司徐汇区漕北建筑房修队的建筑工人。公司解散后，他没有获得补贴或其他出路。他做过摩托车拉客，开过杂货店，最后开了报摊。他说当时办起来倒是不难，进了货、有地方就能办。作为灵活就业人士，他的养老保险缴费年限不足15年，因此不能领取养老金。现在，他依然靠报摊生活。妻子退休后偶尔会帮忙；唯一的女儿有自己的工作和家庭。季全龙表示，他们不会特地来帮忙。他强调报摊是自己一个人办的，虽然上了年纪,但也是自力更生。

　　季全龙开始经营个体报摊时，正值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下岗潮，当时的上海市政府将书报亭作为的失业、待业人口的安置方式。不过，他不完全符合申请条件，未获批准。2000年以来，在报亭拆改和城市治理的影响下，季全龙的报摊多次面临关停。他的报摊原在斜对面的临时自建房，位于现在的双峰菜场区域。违章拆除后，他退回自家房间继续办。他一直未申请到经营许可证，被再次要求关闭。眼前，报摊上仅有一张吊在褪皮锈铁衣架上的《就业创业证》复印件，用作经营许可的代替。季全龙取下来向记者展示，该证于某年8月6日下午15：00由徐汇市场监管管理局发出，由于原件遗失，季全龙无法忆及年份。

　　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“政务公开”显示，《就业创业证》的前身是《就业失业登记证》，是记载劳动者就业和失业状况、进行就业和失业登记、享受公共就业服务和就业扶持政策、享受失业保险待遇等的合法凭证，该证自2014年起改名。他补充，这类证件现在也有不被认可的可能性，但最后“不了了之”，他的报摊还开着。

　　季全龙对于办报摊一事不设期限、顺其自然，就“卖到卖不动”为止。他不去想这个报摊有何意义，就这么做下去，为过活，也算回应“老百姓的需要”。一位从漕溪路来的老爷叔在摊前告诉记者，他在自家门口买不到报纸，特意“到徐汇来买”。他感叹过去上海路头上还有很多报刊亭，后来关闭得潦草而迅速。

　　邮政行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，2017至2021年全国拥有邮政报刊亭总数每年都在以不少于0.2万处的速度减少。曾为上海街头特色的邮政零售网点“东方书报亭”，自2008年开始，随东方书报集团的衰落开始关停。到2018年，上海大部分报刊亭或拆或倒。徐汇区发挥功能的售报车从最初的十辆，到张元旦的最后一辆，原先在东安路、徐家汇、天平路卖报的同行因为种种原因相继离开，季全龙也谈到“以前广元路还有一家”，目前他所知的报摊已所剩无几，“现在比以前（行情）差得多了”。收益、年龄、政策等因素轮番驱使摊主们脱离这个行当。

　　在这个纸媒式微，传统媒体大幅转型以谋生存的时代下，徐汇区的这两个报摊，在上海这个现代化都市的角落里呼吸着。他们以简单的方式经营，积累着与客人们简单而重要的联系。

　　“zei wei！（再会）”，11月11日的10点09分，张元旦向这天的最后一位客人告别，收起了大遮阳伞，把收拾好的车摊推回巷子里。